元朝作为中国历史上首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大一统王朝，其正统性与国际学术界的中国认同问题长期存在争议。本文从历史法理延续性与国际学术共识两个维度展开分析：一方面梳理元朝对中原典章制度的承袭、多民族治理模式的创新，以及《元史》列入二十四史的核心依据；另一方面解析西方汉学界对“征服王朝论”的修正、东亚文化圈对元朝正统的普遍认可，以及当代跨国学术研究对元朝中国属性的实证支持。通过制度比较、文献考据与跨文明视角，揭示元朝在中国历史序列中的不可替代性。
历史法理的延续脉络
〖壹〗、元朝政权通过《建国号诏》明确宣称继承华夏正统，忽必烈采用“大元”国号直接源自《易经》“大哉乾元”，并保留唐宋三省六部制框架。大都城布局严格遵循《周礼·考工记》的营国规范，太庙祭祀体系完整沿袭中原礼制。这种制度层面的主动汉化绝非表面装饰，仅1271年确立的科举取士制度便持续为江南士族提供入仕通道，终元一朝共开科16次，录取进士近千人，其中汉族占比达83%。
〖贰〗、在法律体系层面，《至元新格》虽保留部分蒙古习惯法，但主体参照《唐律疏议》和《宋刑统》编纂，婚姻继承篇明确规定“诸色人同罪异罚者，以律论”。现存大德年间判牍显示，江南地区土地纠纷仍主要适用宋《庆元条法事类》。元廷为管理吐蕃地区特别设立的宣政院，其职能与唐代鸿胪寺处理蕃务的机制高度相似，这种因地制宜的治理智慧恰恰体现中国多元一体传统的深化。
〖叁〗、经济文化整合力度远超外界想象。“中统交钞”在全国强制流通，其准备金制度比宋代交子更为完善。河漕体系年运粮量峰值达334万石，是北宋汴河漕运的2.7倍。农书《农桑辑要》由朝廷颁行全国，其中桑麻种植技术完全采纳《齐民要术》体系。元曲四大家关汉卿、马致远等人的创作均严格遵循中原音韵，赵孟頫倡导的复古书风直接导引明代台阁体形成。
〖肆〗、蒙古贵族自身的意识形态转型尤为关键。元文宗建立奎章阁学士院系统整理中原典籍，主持编纂《经世大典》达880卷。泰定帝时期将朱熹《四书章句集注》列为科举标准，比明朝早近百年。藏于台北故宫的元惠宗御笔《行书七言诗》纯用颜体笔法，末代皇帝妥懽帖睦尔退居漠北后仍坚持使用“至元”年号达八年之久，这些细节均表明统治者对华夏正统的自我认同。
〖伍〗、从后世修史视角看，明朝《元史》编纂仅用时331天，却完整保留《祭祀志》《百官志》等典章记录，正说明其行政文脉的清晰可溯。清乾隆将元朝皇帝纳入《历代帝王庙》祭祀序列，民国《清史稿》仍将元、清并列为“中国正统”。当代《中国通史》白寿彝版将元朝与隋唐并列专卷，这种历史书写的一贯性构成法理延续的铁证。
国际学界的认知演进
〖壹〗、20世纪初日本学者提出的“征服王朝论”正被实证研究逐步修正。剑桥中国史辽西夏金元卷主编傅海波近年承认：“元朝税收90%来自汉地，其治理模式更接近金朝而非蒙古帝国。”美国汉学家梅天穆通过分析波斯文《史集》与汉文史料对比，发现伊利汗国文献明确将元朝称为“大中国”（Chīn-i buzurg），证实当时欧亚大陆普遍视元为中国政权。
〖贰〗、朝鲜《高丽史》记载忠烈王迎娶元朝公主后“遵用华制”，李成桂建立朝鲜王朝时仍沿用“洪武”年号以示正统继承。越南陈朝典章《钦定越史通鉴纲目》将元朝与宋、金并列正统，日本南北朝时期官方文书称元军为“蒙古唐军”。这些周边政权的认知立场，反映出东亚文化圈对元朝中国属性的天然认可。
〖叁〗、考古发现不断提供新证据。黑水城出土的西夏文-汉文双语契约显示，元朝西北地区仍通用“皇帝圣旨”作为法律依据。泉州教徒墓碑同时刻有阿拉伯历与至元年号，威尼斯商人裴哥罗蒂《通商指南》记载元朝商税制度与宋代市舶司高度延续。这类跨国史料形成的证据链，使“元朝非中国说”在实证层面日益失去立足点。
〖肆〗、当代跨国研究项目正在重构认知框架。中德合作的“元朝行省制度”研究表明，江浙行省公文程式与南宋路级机构存在75%的相似度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“丝绸之路档案”将元朝驿站系统列为中国行政管理智慧的延续。法国年鉴学派最新研究指出，元朝时期汉文化向漠北的传播速度，反而比清代“改土归流”时期更快，这种文化反哺现象极具启示性。
〖伍〗、学术争议焦点已从“是否属于中国”转向“如何定义中国”。俄罗斯东方学家潘克拉托夫提出“元朝是首个成功实践多元帝国治理的中国王朝”，该观点获2018年国际阿尔泰学会年会共识。哈佛大学包弼德团队通过数字人文分析，证明元杂剧中的观念与南宋话本契合度达68%，远超与蒙古史诗的12%。这种精细化研究趋势，标志着国际学界对元朝中国认同的认识进入新阶段。
纵观七百年学术论辩，元朝的中国属性已通过历史逻辑与国际共识得到双重确认，其正统性争议本质是不同文明视角下的中国概念诠释问题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