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三国志》与《三国演义》作为描绘同一历史时期的两部经典著作，却呈现出截然不同的价值取向——前者以史家笔法力求客观，后者则以文学手法鲜明地"尊刘抑曹"。这种差异既源于两部作品的创作目的与时代背景，更折射出中国传统文化中道德评判与历史叙事的深刻互动。本文将从"人物形象塑造的文学改造"与"历史事件叙述的立场倾斜"两个维度展开分析，揭示罗贯中如何通过艺术加工重构三国人物关系，以及这种倾向背后隐藏的民间情感与政治隐喻。
人物形象的文学重构
1、刘备集团在《三国演义》中被赋予近乎完美的道德光环。诸葛亮从《三国志》中"治戎为长，奇谋为短"的务实政治家，蜕变为"多智而近妖"的神算子，其"草船借箭""空城计"等传奇情节均为文学虚构。关羽的"义绝"形象通过"温酒斩华雄""千里走单骑"等戏剧化场景不断强化，而史书记载其"骄于士大夫"的性格缺陷被完全抹去。张飞的粗中有细、赵云的忠勇无双等特质，都在小说中得到夸张表现，形成"蜀汉五虎将"的英雄群像。这种人物塑造手法，本质上是通过将美德集中赋予一方阵营来实现道德叙事的目的。
2、曹操形象则经历系统性贬抑处理。《三国志》记载其"运筹演谋，鞭挞宇内"的政治军事才能，在小说中被"宁教我负天下人"的奸雄形象取代。史书客观记载的"唯才是举"政策，在"梦中""借头稳军心"等虚构情节中被扭曲为权术阴谋。曹操的文学成就（如《短歌行》）在演义中仅作为衬托刘备"仁德"的反衬工具出现。更值得注意的是，小说刻意放大其屠城、弑后等暴行，却淡化其屯田制、九品中正制等历史贡献，这种选择性叙事构成强烈的价值评判。
3、次要人物的重塑同样服务于尊刘主题。周瑜在《三国志》中"性度恢廓"的记载被改写为"既生瑜何生亮"的狭隘形象，以凸显诸葛亮的神机妙算。鲁肃的战略眼光在"单刀会"等情节中被矮化为懦弱妥协，以此衬托关羽的威武。甚至司马懿这类后期重要人物，其军事才能也被简化为"畏蜀如虎"的漫画式描写。这种人物关系重构形成强烈的戏剧张力，使蜀汉阵营始终占据道德制高点。
4、文学化处理还体现在人物关系的重新编织。桃园结义作为小说开篇的核心场景，将本无血缘关系的三人塑造为"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"的生死兄弟，这种拟血缘叙事强化了蜀汉集团的正当性。诸葛亮与刘备的"鱼水之情"被极度理想化，三顾茅庐的细节描写远超史书记载，形成明君贤相的政治寓言。相比之下，曹操与荀彧、郭嘉等谋士的关系多表现为利用与控制，这种对比性描写构成鲜明的道德图式。
5、人物结局的艺术加工最具情感冲击力。关羽"走麦城"的悲壮结局被赋予"玉泉山显圣"的神话色彩，其神灵化处理远超史书简单的"权击羽斩之"。诸葛亮"星落五丈原"的文学渲染，通过"孔明灯""木像退仲达"等情节达到悲剧高潮，而《三国志》仅客观记录"亮疾病卒于军"。这种差别化处理，使读者对蜀汉英雄产生强烈共情，客观上强化了"汉室正统"的心理认同。
历史叙事的立场偏移
1、战争描写的选择性聚焦构成重要叙事策略。赤壁之战在《三国志》中本是孙权主导的联军作战，小说却将诸葛亮塑造为决定性人物，虚构"借东风""智激周瑜"等情节。夷陵之战本系刘备战略失误，却通过"七百里连营"的合理化解释减轻其责任，反衬陆逊的"侥幸"取胜。这种叙事重心转移，使蜀汉始终处于历史舞台中央，即便失败也充满英雄主义色彩。
2、历史因果关系的重构体现价值预设。东汉衰亡在《三国志》中呈现复杂的社会经济因素，演义却简化为"十常侍乱政"的道德寓言。曹操统一北方在史书上是时势所趋，小说却强调其"挟天子以令诸侯"的权谋本质。与之对应，刘备的流离失所被描绘为"不忍夺同宗基业"的道德坚守，其占领益州的行为则通过"张松献图""法正劝进"等情节获得正当性。这种因果逻辑的改造，本质上是用道德解释取代历史解释。
3、时间维度的操纵强化正统观念。小说将刘备"汉室宗亲"身份提前至开篇强调，而史书记载其早年"贩履织席"的平民经历。诸葛亮出山时间被压缩，掩盖其实际在刘备阵营中后期才获重用的史实。相反，曹操集团的发展过程则被拉长描写，突出其"积恶"过程。这种时间编排形成"汉祚绵长"与"曹魏篡逆"的对比叙事，为读者建构特定的历史认知框架。
4、地理空间的象征化处理值得关注。小说刻意强化"荆州-益州"的地理轴线，将其塑造为"汉室复兴"的龙兴之地，而中原地区则被符号化为"篡逆之所"。长坂坡、华容道等真实地点通过文学想象成为道德考验场，祁山北伐路线被赋予"克复中原"的悲彩。这种空间政治学的叙事策略，将地理要素转化为正统性的话语象征。
5、历史细节的文学改造最具迷惑性。三英战吕布、过五关斩六将等完全虚构的情节，因其戏剧性成为大众记忆中的"史实"。史书明确记载的"先主败走夏口"，在小说中变成"携民渡江"的仁政展示。甚至气候现象如"大雾垂江""冬雷震震"，都被赋予"天佑汉室"的隐喻意义。这种细节层面的叙事操作，使尊刘抑曹倾向渗透到历史认知的毛细血管中。
从陈寿的史笔到罗贯中的文心，"尊刘抑曹"的叙事转型既是文学对历史的再创造，更是集体记忆对正统观的重新定义。当诸葛亮在演义中说出"汉贼不两立"时，已然道破这种历史书写的本质——它不是对过去的记录，而是对未来的期许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