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、陈寿生于蜀汉建兴十一年（233年），卒于西晋元康七年（297年），其人生轨迹横跨三国鼎立至西晋统一的关键时期。作为蜀汉东观秘书郎谯周的学生，他亲历了景耀六年（263年）邓艾灭蜀的政权更迭。这段经历使其《三国志》的撰写始终存在身份认同的张力：当他在泰始年间以“孝廉”身份被西晋起用时，必须通过史学创作完成从“亡国遗民”到“新朝史官”的身份转换。现存《晋书·陈寿传》记载的张华举荐事件，恰说明西晋高层对其蜀汉背景的警惕。
2、太康元年（280年）吴国灭亡后，西晋急需构建统一的史学叙事体系。陈寿此时担任著作郎的职位具有特殊意义——这个设立于曹魏时期的史官职务，本质是服务于当朝政权合法性的宣传机器。对比同期出土的《孙吴纪年》简牍可以发现，陈寿在《三国志·吴书》中对孙权称帝的模糊处理（仅称“吴主”而非“太祖”），明显符合西晋“三国皆藩属”的官方史观。这种书写策略绝非个人好恶，而是制度约束下的必然选择。
3、从文本细节看，《魏书》占《三国志》65卷中的30卷，且曹操传记称《武帝纪》采用本纪体例，而刘备、孙权仅称《先主传》《吴主传》。这种篇幅与体例的差异，与西晋继承曹魏法统的政治需求直接相关。值得注意的是，陈寿在《诸葛亮传》中记载“黎庶追思，以为口实”等民间评价，暗示其作为蜀汉旧臣的隐秘立场，这种“官方叙事”与“私人情感”的撕扯，正是跨朝代史家的典型特征。
4、近年洛阳出土的咸宁四年（278年）《王沉碑》显示，西晋初期曾系统销毁曹魏史官韦诞等人撰写的《魏书》。这解释了为何陈寿能突破“当代不修当代史”的传统，被特许撰写包含魏国内容的《三国志》——其本质是司马氏政权对历史解释权的垄断行为。陈寿将曹操迎汉献帝事件表述为“奉天子都许”，而非蜀汉视角的“劫迁”，这种词汇选择暴露了西晋官僚体系的审查机制。
5、元康年间爆发的“陈寿索米”公案（见于《晋阳秋》记载），表面是道德争议，实则反映西晋史官群体的生存困境。当杜预等人指责陈寿因丁仪之子未赠米而贬低曹植时，恰恰忽略了史官在跨朝代写作中面临的系统性压力。现代学者通过比对《魏略》残卷发现，陈寿对曹植文学成就的记载反而比鱼豢更详细，这种“污名化”可能源于其西晋官员身份引发的猜忌。
史学传统的时代嬗变
1、汉末三国时期形成的“私修国史”传统，到西晋时已发生根本性转变。陈寿的老师谯周撰《古史考》仍属私人著述，而《三国志》虽名义上为私修，实际获得荀勖领衔的秘书监支持。对比两者可发现：谯周敢直书“刘备袭取益州”，陈寿却将此事表述为“刘璋迎刘备”，这种书写差异本质是汉晋之际史学从民间评议转向官方叙事的缩影。建安年间流行的“英雄记”式写作，被太康年间的“正统论”史学彻底取代。
2、《三国志》对司马懿事迹的处理极具时代特征。在高平陵之变的关键记载中，陈寿采用“宣王称疾”的隐晦表述，与东晋习凿齿《汉晋春秋》直书“司马懿诈病”形成鲜明对比。这种差异不能简单归因于史料缺失，而是西晋史官必须遵循的“为尊者讳”原则。近年发现的泰始九年（273年）诏书残片显示，朝廷明确要求史官记录武帝祖父（司马懿）事迹时“务从简敬”，这直接影响了《三国志》的叙事策略。
3、从文本结构看，《三国志》独创的“三国并列”体例，表面看突破了《史记》《汉书》的单线叙事，实则暗含西晋的政治需求。通过将魏置于首位却保留蜀吴独立传记，既承认曹魏法统又暗示三国皆非正统（最终归于晋）。这种精心设计的结构，比后世《魏书》直接称东晋为“僭晋”更符合太康年间“渐进式正统论”的需要。出土的元康元年（291年）《三祖纪》写作规范证实，西晋官方曾系统指导三国历史的重构工作。
4、语言风格的变化同样值得关注。对比陈寿早期作品《益部耆旧传》与《三国志》，可发现从骈散结合的汉末文风向简练严谨的晋初史笔的转变。如记载赤壁之战时，《江表传》有“火烈风猛，船往如箭”的文学描写，而《三国志》仅作“曹公败于赤壁”。这种“尚简”特征与荀勖主持的中书省改革直接相关，太康六年（285年）颁布的《修史条例》明确要求“去浮华，存事实”，反映出新王朝对史学功用的重新定位。
5、裴松之注引《魏略》记载陈寿曾欲单独撰写《蜀书》，这个未完成计划极具象征意义。作为经历过蜀汉灭亡的史家，陈寿对故国的情感通过《季汉辅臣赞》等附录形式隐秘表达。这种“分裂式写作”恰恰体现了跨朝代知识分子的典型困境：制度身份要求服务新朝，文化记忆却牵绊旧国。西晋特有的“禅让叙事”需要淡化政权更替的暴力性，这导致《三国志》对钟会之乱等敏感事件的记载出现大量“留白”，成为后世考证的热点。
